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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孙勇 | 边疆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哲思收敛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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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教授，曾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藏学研究所涉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等。主要从事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边疆问题和理论研究。出版专著十余部。
摘要：回顾中国大陆学界20多年的边疆理论研究进程，对如何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问题，邢玉林、马大正等先生早就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倡议，给业内研究以启迪，而如何达到跨学科研究且能够跨通的目标，则需要学人要有哲思并提出基于学理分析的构想。在建构边疆学的理论探讨中，把成形的构想作为一种猜想（假说）提出来，是符合人类知识体系建构规律的。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猜想，应该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认识论，承认物质运动的统一性，也应该符合科学哲学的一般原理，即认知新旧理论的范式转换是学术进步的门径。其中，经过哲思的范式创新，将研究对象进行无穷指向与有穷集合的筛选之后，通过关键词集群的分析，返还到边疆研究的问题域和原始域问题之中，寻找交叉研究即跨学科研究的跨通，以找到通往可以看到“场域”的门径，经过对场域运动的分析，最终有可能在多学科自洽于边疆研究之下完成“边疆统一场论”。
关键词：边疆学 哲思收敛 概念集 场域 跨学科
《中国边疆学》第九辑（2018）中刊发了笔者的《建构边疆学与原理研究探讨之孔见》，拙文中重提4年前的一个猜想，“从已知的研究现状设想，能够渡过‘跨学科研究之河’的桥或船，在于能够推进系统性的场理论。由于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在国家形态所存在的边疆现象，现已朝着‘统一场’的方向发展，这是原理研究的高端视点，也是有的边疆理论被证伪之后，旧有边疆理论必须做范式转换的必然取向。随着中国大陆学界在边疆学的学理逻辑探究走向深入，运用跨学科方法实现跨通之后，边疆‘统一场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既回应邢玉林、马大正、方铁、周伟洲等专家20多年前提出构筑边疆学要“跨学科研究”的倡议，也回应业内具有哲思倾向的研究人员内部讨论的边疆原理研究问题。马大正先生最近发文再次大力呼吁，努力构筑中国边疆学是学人的历史责任，砥砺业内后辈努力前行，令人感受到学界一代名宿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对此，笔者不揣谫陋，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孔掘洞，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意见，请教于方家。
一、在哲思收敛基础上对边疆学如何建构的指向
从近些年国内边疆学研究能够检索到的资料看，即便是在一些作过哲理梳理的著述中，在边疆学学科体系上研究的哲思也是不够的。很难有将缘于科学发现的哲思用于边疆学多学科跨通的问题研究上。毋庸讳言，这种缺陷，导致中国边疆学建构陷于一种指向性的困境，对边疆理论诸多领域的研究不利。
（一）边疆理论研究中哲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笔者所谓的哲思，可从两个方面讲：一是人们在所有的理论研究之中应该有哲学的思考；二是在理论和学科建构的研究中需要有哲学思维。从前者看，百科之学的发展皆有赖于哲学以及哲思的指引；从后者看，哲思要通过人的思维方式来实现。
思维方式即人们在思维活动中用于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一般地看，思维方式或模式往往体现为思维活动中相对固定的程式、程序和思维习惯（包括沿袭甚或“抄袭”的习惯）。思维方式或模式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其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哲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动因，有不断地拓展哲思的要求。哲思对于人的个体而言，则是一个人自身对哲学运用的感悟；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可看出这个群体对哲学运用的领悟。人类上千年的思想史，反映在东西方各国无数个体和群体研究中的那些深邃观念，即各个学问家（学术流派）的优秀成果，说明了哲思的重要性。没有哲思就没有划时代学术研究的进步，没有理论创新的追求就没有哲思的拓展，没有哲思拓展也就没有优秀学术成果的产生。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出现，把“哲思拓展”于理论创新的缘由进行了解构，由19世纪末以来的一个个学者在“证伪”“范式转换”“体系构成”“隐喻解悖”“科学研究纲领”等方面推出的著述，推进了理论论理的哲思，也助推不少的研究者提升了学理洞察力。从人类对学科建构的角度看边疆理论研究，哲思具有培植与提升学理洞察能力的基础作用。就一般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学理而言，哲思最高的指向就是进行对“边疆统一场论”的思考，并找出通往解构这个“场论”的门径。因此，哲思对于边疆理论研究水平提升的重要性，相当于学科“顶层设计”之纲。
哲思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最为直接的体现，在于科学哲学给出的方向性知识启发了具象思维，这对于学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旧理论被“证伪”是学术进步的显现；库恩（Thomas Kuhn）的高端“范式转换”指出了理论革新（创新）的本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把建构新理论的核心问题揭示出来。见诸学术实践的例证：国外学者将“信息”的研究，置于耗散结构理论（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的视域下，发展成为“信息论”，又将控制论的思维用于“信息处理”而产生“信息控制论”，由此启发和推进了社会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而延伸到网络的管理之中，衍生出网络安全理论的研究等；还有本文后面还要提出分析的“场域”问题，也是学者在科学哲学的指引下的理论范式创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是“科学研究纲领”“范式转换”的有力证明，其过程中的哲思例证，足以启发新时代边疆理论研究的学人。哲思在进行理论创新之中，所具有的必要性，在于这种高端的思维无可替代。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边疆理论研究的启迪
笔者多年前编撰《国家战略下的大边疆战略》一书中，在第三章中特地提出了边疆学的建构，其中就有“场”的运动变化问题探讨。在探讨中，笔者与同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个例到总体等论述，对本人和课题组的研究启迪很大。由此，也深感中国的边疆研究理论学理水平提升的艰难。其中最难以深入的，是在研究中的哲思问题。回看20世纪90年代，邢玉林、马大正、方铁、周伟洲等先生倡议“构筑中国边疆学”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学界的研究仍未达于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层次，很有可能是学人们不作哲思拓展所形成的窘况。
20世纪的世界思想大师怀海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思辨哲学力求一种融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普通观念体系，通过这样的观念体系可以解释我们经验的每一个要素。”通观中外哲学史，不少学问大家的学理洞察，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哲思感悟。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若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能从中得到的启示远不仅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具体知识的辨析。若承认恩格斯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也应该挖掘出其著作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分析之中很强的关联性。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马克思的哲学思维上有着贯通性，并延伸到列宁、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人，都认为物质具有时空统一性。人类边疆历史的物质性运动，例如诸多人群必须在一定空间获取和占有资源、必须为获取和占有资源谋划行动划定疆域和据守疆域之边，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来保证续接获取和占有资源的地方等，都是边疆时空统一性的体现。
由此以观，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物质运动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才获得了人在本体论上的意义，这对因为人的活动导致的边疆现象与边疆研究来讲也是同理。在近现代，科学家们在客观世界的科学研究之中，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以“场”形式获得能量，这无疑地会对来自于自然界的人类具有天然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疆”是从属于物质运动的人类活动的场域（fields复数形式的）。若对其进行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分析，要找出其运动的规律，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研究的命题统一起来，如果缺乏哲思是很困难的。业内对边疆现象的研究，可以且完全应该有这样的哲思：这样的“边疆”即场域（field），具有时空统一的场效应——进入到这种境界，一般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不独在中国的边疆视域，也在世界各国的边疆视域，还在国际共有的边疆视域。把边疆理论的视域拓展到历时性与共时性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理，这是哲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三）边疆理论创新研究必须要有跨学科的哲思
应当承认，中国大陆学界包括思想库对边疆现象研究的范围实在太为宽广，以至于明显存在着这样的状况：边疆研究在各单科学科上不断发散成政治、经济、安全等学科的“边疆学”，与这种单科大发散态势的同时，却缺少在哲思收敛基础上对边疆学体系本身如何建构的探讨，这是学界探索“跨学科研究”一直未能“跨通”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边疆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看作是邢玉林、马大正等先生20多年前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任务中的一个创新命题。从正解此题的科学哲学思路上讲，就是旧有的边疆理论产生了科学哲学称之为被“证伪”的情况，亦即有的边疆理论已经不能说明新情况、不能预测新趋向。例如，坚持边疆的本质要从民族学角度作研究的研究者，因民族学研究方法难以说明海疆与空疆的问题，托辞说民族志的“边疆学”不与其他边疆学混淆；又如坚持以史地研究建构边疆学的研究者，遇到高边疆、外太空疆域问题以及互联网疆域划分边疆等新问题时，无理论可阐释，便以“边疆研究不能泛化”为由，不对边疆问题作拓展研究；有的研究者疑惑外太空的边疆怎么划分，提出“它的中心区在哪里”的问题，将外空疆问题研究拒之边疆学研究的门外，还有的学者将“边界”作为核心要素建构边疆学，认为所有的地理边疆是因为有边界线才得以存在……，说明经验事实很明显与有的边疆理论相悖，反之也说明有的边疆理论与经验事实相悖。
这两种相悖，当然要引出一个必要的命题：能否解决现在国内边疆理论逻辑不和边疆实践逻辑相一致的问题，是建构边疆学学科研究的首要问题！——且不论国家高层决策的战略已经涉及了这些领域的空间博弈，多个领域的边疆现象需要得到边疆理论的支撑，即使是学术研究面对经验事实和实践的发展，也需要通过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去建构新的边疆理论——到了这里，还是需要研究者具有哲思的素养或尽快培养哲思的意识。这个回避不了的现实情况，印证了哲思在边疆理论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学术思想阐述的角度看，边疆研究哲思所得出的第一个认识简言之就是：旧理论被证伪，是因为这些理论面对新的边疆现象不再具有说服力，也不愿意去对新的边疆现象进行研究，而新的边疆理论（猜想或假说）将应时而生；边疆研究哲思所得出第二个认识简言之就是：通过库恩、拉卡托斯“猜想与反驳”后“科学研究”范式的构想，能够将旧有理论提炼升华，营造出对边疆现象具有更多说服力的新理论来；边疆研究哲思得出第三个认识，就是要对比边疆新旧理论的层次和内容，找出不同或兼容的地方。笔者曾经在之前的论文中运用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提示和图示过新旧两种边疆理论的问题域和靶域的问题，指出这两种边疆理论或边疆观所具有的包容性不同，往往是新的边疆理论可以涵盖包容旧的边疆理论，而旧的边疆理论却难以涵盖与回包新的边疆理论。见图1：
此图比较直观地解读和展示出，处于A／C两个层面的问题域是旧有边疆理论几乎不关心的哲学思维和新方法论的新概念，在这两个层面上基本上没有旧有边疆理论的研究靶域；即使是旧有边疆理论也关心B层面的问题域，但由于缺乏A／C，旧有边疆理论只能在Ｅ层面上设立B′的一般方法论与方法的问题域和靶域。经过边疆理论哲思的第三个认识的分析后，新的边疆理论十分重视哲学的认识功用，新边疆理论必然地将哲学置于A的顶端，以带动B／C以及B′的研究。新边疆理论以哲思面对研究对象，具有对边疆研究在顶层的思维收敛作用，可谓之哲思收敛。
（四）哲思收敛在边疆理论研究中的内容与意义
在边疆学建构的命题中所谓哲思收敛的涵义，即哲学思维在收敛（Convergence）的探讨中，对已有的基础研究针对建构边疆学的目标任务，将发散的研究态势进行学术收敛（Academic convergence）到一个平台上作解析。其内容有三：首先，在过去边疆研究的基础上，将那些凌乱分散的资料的成果由此及彼地进行哲学思考，从无数个个性问题中找到共性的问题，以便于从哲学、科学哲学的高度作出新的认识；其次，对那些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发散取向收敛回来，运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等方法，将哲学亲缘性的学科知识由表及里地对应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再次，对那些已经收敛过的研究成果，诸如边疆史地文献的考证和解读，边疆民族、宗教、文化、社会情况的调研，边疆战略理论与实践的归纳，边疆性质的各种探讨，边疆现象与问题的追溯等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探讨出一种最佳综合解题的方法，以解决在边疆“跨学科研究”命题提出之后的后续研究即建构边疆学的问题，同时，还要阐释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新边疆现象。
以上论述的打开，在于这样的研究符合“收敛”的一般高等数学方法——收敛是指函数有极限的或设立一个极限的状态，函数收敛准则为：关于函数f（x）在点x0处的收敛定义。对于任意实数b＞0，存在c＞0，对任意x1，x2满足0＜｜x1－x0｜＜c，0＜｜x2－x0｜＜c，有｜f（x1）－f（x2）｜＜b。在此，哲学与数学两者思路与方法是可以相通的，也是可借用于建构一般边疆学研究的。
因此，笔者与同仁曾在之前的多次发文中，提出了建构一般边疆学的意见。“一般边疆学”相对于业内提出的“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及“中国边疆经济学”等有所不同，后者的研究可谓之“国别边疆研究”与“类别边疆研究”，分别聚焦于某国的地理边疆现象研究和阐释，或集中于某国的专门边疆现象研究和阐释，而一般边疆学则要对人类社会所有的边疆现象进行研究和阐释，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和通用性学科指向的体现。提出“一般边疆学”的认识，必然带来在边疆理论的体系建构，即本文前面所引怀海特指出的“一种融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普通观念体系”。
一般边疆学作为“合乎逻辑的且必然的普通观念体系”，其研究的对象，要包括对古今中外在部落与部落联盟之后的国家边疆现象，并进行归纳和分析。其中，须运用科学哲学的原理，在过去边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各种边疆现象中找出其共性，提出对这些现象规律性的认识。一般边疆学建构所涉及的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笔者已经有数篇论文予以了初步阐释，并在有关申报课题设计之中展示了结构解构的思路，在此不再也不宜赘述。目前，在业内边疆理论创新研究中，个人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概念集开发对边疆理论始源域的解析。
二、边疆研究概念集如何找到并研究始源域问题
在哲思中作学术收敛的难度很大，任务极重，因为须通过边疆研究概念集找出和剖析边疆学的目标概念域和始源概念域（Target conceptual domain and the original conceptual domain）。始源域问题即最基本的问题范围，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来自于实践的概念与概念集。
（一）边疆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概念集开发
笔者认为，对此始源域的问题要从大量最基本的概念中去挖掘，要有概念集的开发，才有找到始源域的可能，而找到始源域就能进入到目标概念域。换言之，在学术研究中，概念集是很重要的始源域，概念集的开发具有将分散因素再行综合的效能。
一般来说，在边疆理论的概念集之中，包涵了研究对象国的安全与发展、边疆安全与发展全方位所涉及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概念。在这个目标概念域之中，具体到对这些概念，应先进行开发，而后达于集成（集合）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般边疆学的基础。所谓概念集研究，在于找到在一个系统各个因素的关联性，而不是分解那些因素，将它们置于各自孤立的块状形态。
应当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很多学者倡导学术研究要有“新的综合”，“因素分解式的世界观开始逐渐为各种形式的整体主义所取代，这一切也都是具有共同背景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跨学科研究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发现和找出诸多学科内在的关联性，并使关联性搭扣出榫卯结构亦即跨通，实现“整体主义”，由此构建出一个具有自洽性的统一场效应的理论来。
（二）梳理概念集并予以集合分析找到多学科跨通的门径
笔者在与同仁的小范围交流之中，对来自于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进行了拓展理解，不断地叩问所谓的“中国边疆学跨学科研究”能否跨通？答案是只要努力是可以的。问题回到起点上，依然是跨学科如何跨通的提问——所谓跨通，即实现多学科自洽，亦即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各部分第一步能够“使关联性搭扣出榫卯结构”，第二步实现该学科内部的“有机的可成长的密切联系”——这是本人给予边疆学多学科“跨通”和“自洽”的学理见解。但这个学理见解，必须要经过“统一场论”研究才有可能得以证实。
从2014年起，笔者在撰写专著和连续写作并发表若干篇有关边疆学的论文期间，提出与边疆学原理研究有关的一个理论猜想（假说），即人类国家的边疆现象朝着“统一场”的方向发展，继续沿着这个门径深入思考：既然我们人类生活在由三维空间与时间维构成的时空中，只有时空才是本质的东西，是人类生存的本源，在那里有着科学家百十年前就认识到的场效应。那么，时空统一之中的边疆研究，一定有很多能够组成场效应的元素。
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知，往往通过单词、词语甚或关键词集群来反映其思维的聚焦区域，各个个体的思维表达出的词语，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主观的，但从发生学、符号学、信息论的角度看，这些单词、词语，尤其是关键词集群，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都可以进入到边疆研究的目标概念域，是能够反映出“场效应”的那些元素符号。由此，很可能可以揭示出隐含在边疆统一场的元素，进而可拓展研究边疆场能集合要素的运动方式。
为便于理解上述段落的含义，以“关键词”为例作阐释：关键词成为近些年人们写作和发表论文所必需的一个组成部分，表面上看是便于计算机数据存检，其实还有一个哲学与集合论基本原理在其中。这个原理是，人类认识有着无穷大的指向却无法追求无穷大时，最宜解题的方法，是对一定领域的认识，锁定有穷小（有限集合）的范围。提出若干个关键词，就是锁定了文章“无穷大指向”被限制后体现在单词和词组上的“有穷小”（前面所谓的“收敛”也是这个道理）。例如，一篇论文通常用5到8个关键词，就可以囊括整篇的关键问题；通过数个关键词，对论文所探讨的问题予以收敛，而整篇论文是关键词的拓展，这实际上就是“关键词集群”的集合。
据此，将边疆研究的最基本关键词扩大到一定的范围，可以构成一般意义上的概念集，亦即成为符合集合论的一个命题———体现在“无穷大指向中截取有穷小的范围”（Infinite points down to a finite set亦即“无限点下到有限集”），就能够解决研究中一般的集合问题。作为人类知识组成部分的集合论，具有将群类对象集中认识的作用。集合作为数学中最原始的概念之一，通常是指按照某种特征或规律结合起来的事物的总体。经过知识迁移的理解，这是边疆研究“概念集”与“概念集开发”能够成立的基础。
（三）哲学命题下所指的集合论从数理角度的提示
在集合论发展的历史之中，数理哲学有两种无穷方式历来为数学家和哲学家所关注，一种是无穷过程，称为潜在无穷，一种是无穷整体，称为实在无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要把潜在的无穷和实在的无穷加以区别，其认为只存在潜在无穷，而实在的无穷不可能体现在任意的时刻上。实在的无穷集合因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存在的，有穷（有限）集合是人们认识特定对象并能够实现集成的一种方法。这是阐释人类在思维中“无穷大指向与有穷小集合”如何相结合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提供了人们认识事物范围的一种重要方法。
19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丁·路易·柯西（Cauchy Augustin Louis）也不承认无穷集合的存在。他提出了“无穷多个无穷小之和”理念，认为有穷集合是思维的一个基本认识形式，所谓无穷即多个小的有限集合之和。“无穷多个无穷小之和”证明只要能在逻辑上构成一致的体系，在现代分析学体系下就有“正确”的基础。在集合论之中的康托尔（Georg Cantor）三分集之中有无穷多个点，但它却是有穷集合的，所有的点处于非均匀分布状态，点集具有自相似性，其局部与整体是相似的。康托尔集具有的6个特征中有4个可以被借鉴到边疆理论研究中，即自相似性、精细结构、无穷操作或迭代过程、简单与复杂的统一。
笔者与业内同仁在边疆研究中，尤其是边疆学建构凡是涉及学理性分析的学术解析中，组成关键词集群的关键词，大体上有：地理、资源、经济、政治、军事、边疆、边界、边境、战略、疆域、物质、精神、活动、现象、网络、经贸、金融、疆界、边界、边境、边防、边关、边政、主权、行政、法律、法规、治理、管理、军事、区划、安全、战略、外交、空间、时间、现象、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发生学、边政学、边疆学、安全学、国防学、海防学、文化学、博弈学、战略学哲学、科学哲学、语义学、本体论、认识论、建构论、实在论、悖论……
如果将这些关键词集群按照集合论原理，在无穷指向下作有穷集合，则可作一个阶梯型菱形排列，得出汉字的可视性方阵（图2）：
这个菱形排列是对边疆理论的关键词集群进行梳理后，进行了三角堆叠排列而得出的，所体现的是“无穷大指向下的有穷小集合（无限点下到有限集）”，而且具有可折叠（菱形是两个三角形的折叠）的自相似性，类似迭代，精细化，局部与整体的统一。这个“集的思想”在本文的议题上，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是构成边疆研究关于“场域”分析的基础认识。
若将这些关键词集群，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系统发生学的原理，得出边疆学的问题域和靶域在不同视野之中重合与升华的答案，尤其是对边疆现象朝着“统一场”方向发展的哲学思辨，可以推进边疆学学术思想迈上新台阶。
沿着这个有着逻辑链的思维方向，对前面的菱形排列含义进行理解，能够明白怎样的边疆学学科体系才是“具有自洽性的榫卯结构”，进而是“有机的可成长的系统结构”。这是通过哲思收敛，在多学科的基础上，寻找进入建构边疆学学科体系门径的一种方法。
三、建构边疆学中哲思的场域理论启示和自洽取向
场概念和理论，是19世纪中后叶物理学中一大革命性的成果。这里的场，指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的主要特征为，场是弥散于全空间由物质能量形成的一种系统结构。场论的影响之广泛，在科技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递进似的推进，（例如对电磁场、引力场、重力场等研究的推进导致统一场论的建构，再如在人们使用的一些电器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及芯片，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没有离开过场效应技术的设计），也引起了高端思想领域、哲学思维等一系列拓展反映。例如世界各国思想哲学界经过长时段对“场是不是一种物质”的争论，最终认可“场”具有物质性；再如，欧美国家包括日本在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各个学科引入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相继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一）回顾软科学发展历史从硬科学研究得到启示的对比
边疆理论研究属于软科学的范围，若当代边疆研究者回顾历史，将中国19世纪中后期与西方同时期的边疆研究进行对照，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中国启动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之学”，而欧洲出现的是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美国则推出了拓疆西进运动的“边疆学”。中国在边疆危机中，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顾祖禹、施和金等的“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研究，其基本来源是中国的一种“舆地学”方法，又引进了西方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以学术唤起国人救亡图存；与此同时，欧洲酝酿产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以及美国拓疆西进运动的“边疆学”，是现代边疆研究之中不可忽略的早期理论。
在地质、地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等基础上，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和丰富，支撑了西方强国外向扩张，而美国的边疆学派的遗产衍生了之后所有的美国边疆学理论，助推美国对各个不同形态的边疆的争夺，取得不菲战果。不同的研究境遇，形成东西方国家学界边疆研究的迥异——这样的对比，因属于历史表象的对比，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无论是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顾祖禹、施和金，还是契伦（Rudolf Kjellen）、拉采尔（F Ra-tzel）、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以及特纳（Frederick.J.Turne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对中国今天的边疆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若再从科技思想或哲学研究方面做对比，可看到的是19世纪中后期龚自珍、魏源、包括张之洞、严复等所做的研究与主张诸如怎样学习西方科技，如何变法改良等，多少还与他们救亡图存的理念相通，也对后世的边疆研究多少还有联系的话，那么在对比之中人们不容易看到的是，在19世纪物理学中革命性的概念“场”与当时中国学界的软科学研究基本无缘，当然也就与当时中国的边疆研究无缘。
西方学界以“场”为哲思，推进了场域概念和理论，对西方科技和哲学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场”理论引发了工程技术和材料制造的不断创新，成为西方大国强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场”概念被引入到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之中，造就了一个个学派，推进了欧美国家的学术研究。历经百年之后到今天，“场”或“场域”理论的原理才有可能对中国大陆学界的边疆研究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场域理论完全可以在建构边疆学的哲思中用于如何跨学科研究，也能够在不断具体化之后，有助于产生边疆学的统一场论。
（二）前人有关场域认识的拓展对边疆理论研究的提示
19到20世纪科学研究中场理论带来的革命性认识，很快引起了社会科学学界的广泛关注。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将场概念“嫁接”到社会学之中，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这些理论依据“场”的概念，将人类个体与群体行动看作是由“场域”影响而来的。需要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学家眼里的“场域”并不完全是物理环境的，其包括了历史与现实造成的群体行为，以及造成这些行为的诸多因素，才产生了场效应。通过学理建构与再分析，社会学“场域”被定义在一个有时间过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现象，都可以由场域理论来阐释。
社会学场域理论的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自称其理论是“建构者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 lism），为国际社会科学学界广泛关注，其著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翻译到中国，他的学术思想引起了学界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在布迪厄的社会学中，体现了跨学科的特征和方法，其将哲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艺术、语言学等诸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体系和基本理论。
布迪厄指出：“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换言之，在人类社会的具体构成中，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规则共同建设的。“场域”在其看来，是有框架的却能够突破边界物领地的概念，其中有内含着很多相互影响的力量以及无形的或潜在因素。据此，布迪厄的研究涉及众多的场域，包括政治、文化、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等等场域。
日本著名科学哲学家坂本百大，也是符号场论、认识场论的专家，其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去孜孜不倦地探求‘场’的模式或规范，也许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从现在起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为止的一般学问的一大特色吧。在这里认识场的分析将不仅仅是作为物理科学的科学课题，而是将作为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的哲学认识论的行为之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只有到了那一天，哲学认识论才能重新回归到统合百学的位置上来。”这就是部分国外学者经过研究与思考，在场域理论上对多学科自洽的取向，值得我们借鉴。
（三）场域角度的边疆理论研究有助于建构一般边疆学
场域原本就是客观世界之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被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发现并予以深度研究，以“场域理论”用于阐释“普遍存在的系统”，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场域理论本身就体现了多学科的自洽，这个理论集哲学、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为一体，在方法上提炼出“场是质点周围空间相对于观测者运动变化所表现出的一种性质”这种观点，并认为空间、质点、观测者三个要素都不能少。因此，在人们活动的“场”之内，具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服从于该场域的一个规则，也在制造更多的规则，因而有的因素甚至可以突破特定的场域进入到其他的场域之中，但这种突破却构建出更大的相似性场域，这是由场域运动物质性的本质所决定的。见图3：
笔者在此图中所蕴含的学术指向是：本文的图3与图2及图1是有内在联系的，此三者构成了本文的逻辑主线与框架性的阐释——经过对场域运动的分析，以“空间、质点、观测者三个要素都不能少”为前提，不断地前行探究，最终有可能在多学科自洽于边疆研究之下完成“边疆统一场论”。
迄今为止的边疆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依据，所有特定的边疆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这些理论（例如“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等）本身构成了单科研究背景的微场域，这些个微场域是有其自身“有穷集合”规则的，这些规则也限制了建构者的思维，其有穷的规则不能被突破，则不能阐释（解决）建构更广场域的问题；而一旦突破单科研究的有穷规则之后，就会有提出人以新的规则来建构新的理论，运作出大场域；随之在衍生与发展（泛化）到更大的有穷集合后，建构出与之前边疆这一客观存在现象具有相似性的更大场域来。
在实践的历程中，国家的边疆从陆疆到海疆再到空疆、又扩展到外空疆，进而到网络边疆……人们由此提出的有形边疆、无形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等理念，反映的是硬科技与软实力结合的历史，是人们主客观诸多因素被拓展之后的产物，边疆研究的高端理论要体现的，就是诸多边疆现象的场域学理。可以说，由于边疆理论研究者的不断努力，“边疆统一场论”猜想（假说）之端倪，渐出水面。
“边疆统一场论”猜想，对一般边疆学的建构有着哲学指导的意义，也有一般边疆学的方法论在其中。其重要的意义是，业内倡议的所谓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需要有能够阐释人类社会国家各种边疆现象的学科理论。如果要在国际同类研究之中有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需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个是要有中国学界自己的边疆哲学思维成果，能够展示出一个在国家边疆现象上具有普遍阐释力的顶层理论框架，或者能够展示出一个对国家边疆现象有着普适性的学科高端思想；第二个是在完成这个边疆理论的“登峰”任务之后，有助于能够具体分析各个国家边疆现象的学说产生，即一般边疆学的建构，使之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研究接轨的学科体系；第三个是有助于对国内业内的“国别边疆学”阐释，也有助于业内对“专门边疆学”的研究，同时对于那些在学习了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宗教、军事、管理等学科之后进入边疆问题的研究者，具有理性引领的作用。这三大问题或难题，以就事论事的方式方法是无法解决的。而一个新的边疆学范式所生成的“边疆统一场论”，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研究边疆理论。
结语
由上，再往下的研究，重叙有三：首先是要打破老旧思维的窠臼，认识到任何将单科学术背景置于边疆学建构的前提都有被突破的可能，也很有可能在实践中或在经验事实面前被“证伪”，在坚持边疆史料和具体现象研究之上，确实存在着以形而上探讨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命题；其次是边疆学研究需要通过“泛化”来确认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系统性或者是整体性，恪守单一学科规则的边疆研究，只能是作茧自缚，对于学术进步极为不利；再次是世界所存在的“场”现象，被许多学界的研究者所认识并用于阐释实践和经验事实，进而在诸多学科发展出相关的场域理论，对今天中国大陆边疆理论研究人员来说，完全可以借鉴。其实，自布迪厄的社会学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大陆学界已经有人在教育领域、舆情研究和网络空间的研究中予以借鉴，在具体的问题上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作相关研究的阐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国内这种在多个学科领域进行场域理论拓展性研究的例证，对于边疆学研究也应该有所启发。
通过哲思收敛后的有穷（有限）集合，去发现“跨学科研究”可以跨通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宽领域的思路；而哲思中的边疆运动时空统一性，为找到多学科在边疆研究上的自洽提供了可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学界中分散或分解边疆研究的势头很猛，跨学科研究被各学科自行研究的取向所湮没。到这里，笔者有理由可以指出，中国边疆学或一般边疆学的建构，如果没有哲思收敛，随波逐流，分头去建立某个单科往下的“某某边疆学”，虽然自身有成立的理由，但要建构出有着学科顶层意义的“中国边疆学”或“一般边疆学”，是十分困难的；而拒绝理论创新，恪守某学科的规则排斥新探讨的做法，更不利于建构中国特色的边疆学。
“边疆统一场论”猜想还未成为一种达成普遍认识的学术观点；更由于边疆理论研究者进入到这个视阈还有待时日，“边疆统一场论”仅现出的端倪距离成形还很远。在对边疆理论作哲思之后的续接研究，主要任务依然是拓展思维，在进一步对概念集开发之后，通过关键词集群的有限集合，审视多学科的自洽性在何处可以促成跨学科研究的跨通，排列出边疆诸多要素的关系，最后才可能促进形成新的构想即猜想（假说）体系，找出通向建构边疆学学科体系的门径，以解决边疆理论研究中大量的学术研究逻辑与实践经验逻辑不统一的问题。
【注】文章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责编：杨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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